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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数字丝绸之路”报告

聚行业--海上丝绸之路 finance.huanqiu.com   2017-05-18 16:19

海上丝绸之路-全文略读: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互联网+“数字丝绸之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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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数字丝绸之路”报告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机遇、挑战与对策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首倡“一带一路”。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具体规划。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新时期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部署。“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为传统产业提供巨大机遇,也是互联网企业及其商业模式的重大机遇。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发挥传统行业的作用,更要发挥互联网经济的作用。为此,本报告将就互联网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独特作用和中国互联网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机遇和挑战展开论述,并就互联网经济视野下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政策建议。

 

 一、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重视互联网经济的作用

 

 互联网经济又称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在全世界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极大改善了人类文明,也为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同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提供了新思路。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过程中,发挥好互联网经济这一新经济业态的作用,有助于显著降低“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项目实施的成本和风险,提高相关项目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使“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好落实。

 

 (一)互联网经济模式有助于跨越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重要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聚焦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一带一路”沿线不乏伊拉克、不丹、东帝汶、老挝、孟加拉、柬埔寨、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当今世界继非洲以外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这些国家一并纳入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中来,在全世界引起强烈正面反响。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上述不发达国家很多地区还处于前蒸汽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筹划跨越式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为这些不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弥补代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武器。

 

 以通讯为例。落后地区往往地理状况复杂,有些地区被崇山峻岭阻隔,通讯事业严重滞后。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先普及电话电报通讯,再普及固定宽带互联网通讯,最后普及移动互联网通讯,其投资周期非常长。如今,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落后地区就没有必要经过电话电报和固定互联网时代,可以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落后地区群众而言,使用手机上网和通讯,要比适用传统电话和台式个人电脑上网通讯成本更低、也更加便利。不仅如此,借助移动通讯的“弯道超车”,落后地区可以通过诸如滴滴等网约车方式构建互联网共享出行体系,而无须投入大量资源组建传统出租车公司,借助移动互联网通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再以教育普及为例,不发达国家往往也是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普及范围和教育质量均不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逐个村镇修建学校、同时配备合格教师来普及教育,其投资巨大、见效也相对较慢,甚至还面临复杂的安全隐患。而在这些地区兴建移动互联网设施,通过互联网设施开展网络教育,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和基于互联网的互联网教育事业的发展,给落后地区普及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这种互联网教育还很难完全替代学校面授,但互联网教育的推广,能够短时间内提升落后地区受教育水平,有力地促进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

 

 (二)互联网经济模式有助于盘活现有资源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关注大量新增商品、服务和资本投入,也要注重盘活现有资源,努力提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经济效益、使人民群众增强获得感。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发展,在盘活现有资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以交通出行共享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交通出行的“痛点”。一方面,沿线国家很多城市面临严重交通拥堵问题,比如孟买、首尔、雅加达、达卡、德里等,另一方面沿线还有很多地区交通极为不便,马车、牛车、三轮车和各类老式陈旧机动车并行,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源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二是交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解决交通出行的“痛点”,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提高管理水平是基础,但通过发展互联网分享经济,能够有效盘活现有交通出行资源,在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管理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快速提升人民群众出行体验。比如在交通拥堵地区,通过滴滴顺风车等私家车共享方式,有效增加交通运输的容量、减少小汽车空驶率,减少交通拥堵;在交通不便地区,通过共享有限的交通资源(比如落后地区大量存在的二手汽车),通过类似我国滴滴快车的网络运行模式,在无法做到普及小汽车的前提下,提升落后地区民众乘坐机动车出行的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公共交通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采用类似滴滴拼车、滴滴小巴等运营方式,大幅提高现有公交资源的使用效率。

 

 再以工程机械共享为例。修建基础设施需要大量工程机械,但是由于建设工程的周期性和工程机械自身不便移动的特征,施工方往往倾向于在当地承租而非购买相关工程机械。如今,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能够对每台工程机械进行精确定位,施工方就能够很清楚当地有多少私人拥有的工程机械设备,像召唤网约私家车一样召唤运输车辆和私人拥有的挖掘机。互联网共享经济下的工程机械共享,使得施工方极大地节省了组织承租工程机械的成本,有效地盘活当地的相关资源,增加了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性。

 

 (三)互联网经济模式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落后地区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语言文化隔阂,“百里不同音”是落后地区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地区人与人之间互信水平往往局限在亲缘圈内,陌生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面临较为严重的失信违约风险。陌生人之间互信水平低、交易成本就高。交易成本高,商贸交易也只能在小范围进行,各方面比较优势无法通过互利交易体现出来,就难以走出贫困落后的局面。

 

 以跨境贸易为例。贸易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但由于货物买卖交钱和收货之间的时间差,长期以来面临“交钱不发货”和“发货不交钱”的风险。为此,西方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商事仲裁、法院、商会、银行、信用评级等一整套机制防范风险,这些机制对于落后地区而言,绝非短期能够建起来,而且运行成本昂贵,需要较高的法治环境保障。

 

 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活动大多局限在小范围内,其与中国的贸易很多也只能停留在边境贸易的层次。互联网经济时代,通过电子商务及其交易资金居中托管制度和交易双方网络交互评价制度,就能低成本解决商业互信问题,确保互不相识的买卖双方能够安心交易,相当程度地防范交易风险、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根据阿里研究院2017年4月21日发布的《网上丝绸之路大数据报告》,源于泰国的乳胶枕、乳胶床垫等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对中国消费者销售近28万件,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前橡胶价格走低对于泰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印度的地毯、斯里兰卡的红茶、阿联酋的椰枣和捷克的粉底液,都因为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不少中国消费者的日常购物选择。中国和印度、阿联酋、捷克地理遥远,大多数人语言不通、宗教文化差异很大,但是借助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却实现大量货物交易。其中的秘诀就是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特殊机制确保交易安全,使者在“前互联网经济时代”很难大规模开展的货物贸易得以开展,有利于落后地区走出贫困循环。

 

 再以融资为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加之投融资体制和信用机制不健全,使得外来资本很难准确评估不同贷款对象的信贷风险,该地区企业和个人也很难证明自己拥有足够信用获得贷款。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比较严密的投融资信用风险评估机制,但这套机制在很多发展中国国家落地存在很多现实困难。互联网经济兴起之后,落后国家和地区个人和企业也逐渐通过电子商务、网络共享经济等被连入互联网经济体系,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够用比较低的成本获知具体的信用风险状况,使得投融资活动能够有的放矢。同时,也使得落后地区获得更多金融支持。

 

 (四)互联网经济有助于减少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必然面临大量跨国投资,这些跨国投资一方面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滋生政治风险。这些风险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区,甚至会毁掉投资成果。这也是为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获取跨国投资方面停滞不前的原因。互联网经济由于其“重平台”、“轻资产”的特征,能够有效减少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是一项政治风险相对较小的投资模式,值得“一带一路”倡议中重点考虑。

 

 以互联网经济平台经营模式为例。互联网经济大多是平台经济,比如我国滴滴等互联网共享出行公司,调动私家车闲置运力,搭建平台由当地私家车车主与出行人员之间达成服务协议,这就避免了外来资本投资挤占本地人就业机会的问题。跨境电商本身也不用有直营商店,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大多是本地商户,也不存在直接投资商场挤压当地商铺的问题。互联网经济这种“我搭台、他唱戏”的模式,不会对投资地就业机会造成显著冲击,也就避免了跨境投资重要风险来源。

 

 再以互联网经济资产模式为例,互联网经济是典型的轻资产模式,其主要资产是网站设计、商业模式、知识产权等,无需拥有不动产(只需租用),运营所需的固定资产诸如电脑、手机、服务器等运输转移也较为便利。这种轻资产模式使得互联网经济运营者在一些政治不稳定国家从事经营活动遭受不法侵害时,能够相对较为容易地避险止损。而大规模工业投资往往依赖大量厂房、重型机械、铁路、公路等不动产,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难及时转移止损,不得不投入很高的安保成本。而安保投入的增加,又会导致当地政府的警惕,滋生政治风险。

 

 (五)互联网经济也有助于增强中国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我国“一带一路”相关重点地区(比如新疆、广西、云南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也受到国内相关地区发展滞后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注重提升国内相关地区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能力。而互联网经济,也是国内相关落后地区“弯道超车”的利器。

 

 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我国西南地区的广西、贵州长期以来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与东南亚的缅甸、泰国等国进行“一带一路”相关经济合作的能力就相对较弱。但借助互联网经济,西南地区很多地理劣势得以弥补,随之而来参加和主导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显著提升。在广西,在网约车等互联网新业态的引领下,互联网渗透率显著提高,极大地提升了广西地区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建设的能力。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明确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说明互联网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高层重视。2017年5月16日公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也提出要“支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科技园区等领域的创新行动计划,鼓励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加强互联网时代创新创业模式交流”,要“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方式扩大贸易”,说明互联网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也已经得到各国的共同关注。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不仅为传统行业走向国际提供巨大历史机遇,也是互联网经济走向国际的巨大历史机遇。从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情况看,“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网经济历史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良好外部政策环境

 

 互联网经济总体上属于服务行业。服务业对外开放相较于货物贸易,受政策的影响更大,更依赖于稳定的外部政策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主要对外经济合作还是基于加工制造业的货物贸易,这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受外部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化,促使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合作政策和机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首次就国际经济社会合作提出具体的综合性政策倡议,适应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社会合作的新趋势,为中国服务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指引和国际合作机制,也为中国互联网经济走向世界提供良好外部政策环境。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统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7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的召开,我国利用高层互访和公共外交广泛宣传“一带一路”理念,当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态欢迎“一带一路”建设,我国与多个国家在多领域多层次就双边合作进行沟通和协商,目前已经与沿线30多个国家签订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1]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我国再与近20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组织商签合作文件,有关部门预计将与沿线国家对口部门共同制定近20项行动计划,涉及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密集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我国互联网经济在海外得到更为友好的政策待遇。

 

 不仅签署协议,我国还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截至2016年10月,亚投行共有成员国57个,涵盖范围远远超过亚洲,已然成为世界性开发投资银行。亚投行尽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其投资范围也包括与互联网经济密切相关的网络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这有利于互联网经济走出国门。此外,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中国也占有较大投资份额,这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在金砖国家开展经营活动,有助于互联网经济走向金砖国家。

 

 (二)“信息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离开了通讯基站、光纤电缆,互联网经济无从发展。不仅如此,互联网经济经营模式与互联网硬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是建立在我国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都是享受了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正面溢出效应。当前,大力推进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这也就给互联网经济在相关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

 

 《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根据中国移动集团发布的《中国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情况》介绍,中国移动将建设陆路和海上信息高速通道,在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四大周边区域建成开通8条陆地光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州建成5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29个“信息驿站”(POP点,网络服务提供点),并大力推行推动4G TD-LTE全球发展,共享中国创新成果。2017年5月14日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向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这其中也有助于中国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走向“一带一路”。这些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为互联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移动互联网设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像滴滴网约车等互联网经济无从发展;一旦移动互联网硬件基础达到一定程度,有关互联网经济就有迅速发展的前提,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享受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正面效果外溢。

 

 此外,中国互联网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的一个优势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互联网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会与硬件设施更紧密适配。以中亚地区为例,传统上中亚地区是俄罗斯企业的天下,但在互联网通讯设备领域中国制造更受欢迎。在乌兹别克斯坦,华为是乌第一大电信运营商 Uzdunrobita的主要设备供应商,中兴通讯则在2004年进入乌国市场,为乌运营商East Telecom提供中兴自主研发的全系列路由器等高端数据设备。在土库曼斯坦,中国华为是土电信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市场份额达到50%。[2] 再比如在亚洲,根据2016年10月的统计,华为、小米、OPPO和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拿下印度最主要的30个城市40%的市场份额。[3]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硬件企业在相关国家市场份额还会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互联网经济“走出去”就有更为坚实的技术优势。以手机为例,当前很多互联网经济服务软件大多通过手机运行,手机是否支持特定网络服务,或者硬件功能能否为特定软件功能进行优化,对于特定互联网服务的推广至关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互联网经济这种“中国服务”也面临“走出去”的历史良机。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需要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服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标准还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标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不仅如此,中国国土辽阔,既有人口高度集中的东部地区,也有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带;既有媲美西方发达国家的东部沿海城市,也有尚未摆脱贫困命运的中西部山区。因此,扎根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模式,在走出国门之后,要比源于西方的互联网经济模式更能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更为广阔的适应性。“国情相同、民心相通”带来的共鸣效应,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优势。

 

 以网络支付模式为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面临商业信用环境不佳、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合同契约履行成本高、商业欺诈泛滥的等情形。因此,直接到款的支付模式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面临严重水土不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C2C电子商务大多采取托管支付模式,即买家汇出的相关款项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指定账户中“暂存”,待卖家发货且买家确认并认可货物的情况下,再由买家发送指令有电子商务平台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卖家。这种模式下,只要交易双方信任电子商务平台,则买家不担心交钱收不到合格货物,卖家也不用担心发货之后收不到货款。从源头上预防交易纠纷的产生,使得东西南北互不相识的中国人敢于通过互联网从事买卖交易,甚至比线下交易更有安全感,特别适合市场信用环境和法治环境有待提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出的“通过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方式扩大贸易,欢迎有兴趣的国家开展自贸区建设并商签自贸协定”,其实就是我国国内扩大商贸活动成功经验的国际推广。

 

 再以共享出行为例。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呈现人口密度大、道路资源稀缺、出行方式相对单一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出行就不能仅仅以小汽车共享为内容,而要将公交车、巴士等共享纳入互联网共享出行网络。我国共享出行品牌滴滴将公交车和巴士纳入共享出行网络,要比仅仅将小汽车纳入共享出行网约的西方巨头更能满足民众的出行需求。这种源于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的运营经验,也是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交通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共享出行企业滴滴正着力开发普惠的大众综合出行方案,滴滴顺风车、滴滴小巴等产品已经得到东南亚、南美洲等市场的欢迎。此外,政企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滴滴目前与近20个地方城市达成了共建智慧交通合作框架,以大数据技术协助提升城市整体交通管理效率。这些经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迎接飞速城镇化的挑战有很大借鉴意义。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互联网经济面临的挑战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是伟大构想,但“一带一路”并不平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不发达国家,尤其深刻的原因是其在政治、宗教文化、法系等方面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与区分。。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不能忽视这项事业面临的艰巨挑战。

 

 (一)政治稳定挑战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沿线有很多长期政治不稳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繁。以中亚五国为例,尽管中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从人均GDP来看也并非贫困地区。但是中亚地区也饱受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三股势力”的困扰政治稳定面临较大压力。

 

 (二)宗教文化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差异很大,有信仰伊斯兰国家,有信仰佛教国家,也有基督教国家。即使信仰同一宗教,也分为不同派别。即使同属儒家文化圈,中国、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之间文化也有显著差异。基于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在相当多沿线国家均有较大市场,宗教文化妥协精神差,使得外部资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经商会面临较大的宗教文化风险。

 

 (三)法系差异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有较大差异,既有英美普通法体系传统国家(印度、新加坡等),也有欧洲大陆法系传统国家(土耳其、俄罗斯),还有伊斯兰法国家(沙特、阿联酋),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系传统国家(中国、越南)。这就使得各国法律规范极不统一。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海洋贸易、对外贸易重视程度普遍不如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商业惯例认知普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下经济社会合作活动面临较大法律风险,很可能因为各国法律差异而误入法网。

 

 四、打造“互联网+丝绸之路”的政策建议

 

 当前,为了更好、更快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建议采取如下举措:

 

 (一)出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方案

 

 《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要“畅通信息丝绸之路”,但其主要侧重点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硬件建设范畴。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并明确将“数字经济”放在“数字丝绸之路”的首位,说明高层不仅关注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也非常关注互联网经济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当前,除《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综合指导文件之外,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文件,涉及行业领域众多。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有关互联网经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文件,没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指导文件。鉴于我国互联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优秀表现,以及全世界互联网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应当出台有关“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指导文件,从政策上大力支持互联网经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二)重视企业在相关磋商谈判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大量国际经济协议磋商谈判。传统上,这些谈判主要是外交人员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为主、少数学者参与,对企业在其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仍然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是主导、但企业能够更好地开展身生产经营活动是关键。因此,在“一带一路”磋商谈判中,必须重视企业的作用,注重吸取企业尤其是在国外已经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的意见,广泛征求相关企业的诉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出要“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就是认识到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磋商中的重要作用。

 

 在发挥企业积极性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互联网经济企业的作用。互联网经济企业不仅仅掌握大量资金、技术,基于互联网经济的特点,还掌握大量信息,因为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信息流、数据流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经济企业走出去,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有极高的信息获取效益,能够为其他企业作出经营决策提供关键信息。(三)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预警机制

 

 对跨国经济活动的最直接伤害往往就是政治动荡或政治敌对事件。亚欧大陆腹地和南部沿海国家大多民主法治建设滞后,一旦发生政治动荡或政治敌对事件,往往会对在外经营的同胞产生较为严重的人身权、财产权威胁,甚至会出现群死群伤恶性事件。对于此类政治风险,仅仅在事件发生之后组织救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事前预防。

 

 我国在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行网络舆情监控分析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应当将此项工作向外推广。应当在从互联网、当地报纸报刊等渠道广泛收集信息,对相关国家政府风险作出科学客观的研判。在政治不良事件发生之前,积极向有关企业和在当地从业的中国公民发送预警信息,引导相关企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如果此类工作政府不宜出面完成,应当出台措施鼓励民间机构完成。

 

 (四)注重争端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从事国际经济活动难免会有纠纷,纠纷解决的结果实际上就是经济合作的二次利益分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不重视在纠纷解决环节维护自身权益,损失很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差异大、法治环境复杂,纠纷解决环节的风险更大。因此,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就要未雨绸缪做好纠纷纠结环节的制度建设。

 

 当前,有关国际经济纠纷解决大多采用国际经济仲裁的方式。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仲裁组织,并且努力在相关项目签约阶段,将国内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仲裁组织作为纠纷解决的仲裁机构。必要时,可以考虑在上海、香港等地组建“一带一路”专门仲裁机构,广泛聘请“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法律专家担任仲裁员,使其尽快与国际一流仲裁机构接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化解“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努力增强中国相关机构在化解“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纠纷的公信力和话语权。

 

 (五)组建“一带一路”专门商会

 

 商会是企业维护自身权益、表达业内诉求的自治组织,也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主体。“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宗教格局复杂,如果事事都由政府直接主持操办,一方面会引起一些国家和组织的顾虑,另一方面也未必能够真正解决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建议有政府主导、成立“一带一路”专门商会,由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骨干企业组成。除涉及到必须由政府出面协调的事宜外,更多地由商会出面协调解决甚至对一些国家不合理不合法做法提出抗议。使得商会组织真正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组织依托,同时能够借助商会组织更好、更灵活地实现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目标。

 

 (六)加强民间调研机构建设、加紧研究各国国情

 

 由于我国对外经济交往长期以来是以吸收外来投资、对外出口货物为主,因此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对外贸易大国,但是我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还很有限,主要限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走向全球化,同时开始向对外投资和对外服务贸易输出为主转型,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强对相关国家的国情研究。

 

 对相关国家展开研究,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调研。此类工作更适合由民间研究机构、媒体和智库完成。因此,应当出台政策支持和鼓励民间相关调研机构建设,支持国立研究机构与民间调研机构通过合作方式完成相关调研,鼓励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市场化定价,激励研究人员投入境外国情调研。

 

 结语

 

 中国互联网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就的最新体现。当前,世界十大市值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有四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根据2017年《快公司》(Fast Company)公布的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名单,中国互联网企业滴滴、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入围,其中滴滴是第二次蝉联此榜单。中国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名片”。在这种情况下,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就要软件和硬件建设并行,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中国互联网经济的三重优势,不仅将“中国制造”推向全球,还将“中国服务”推向全球,努力打造“数字丝绸之路”,让古老的商路成为新时代全球互联互通、共享共赢的典范。

 

 本报告由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张效羽执笔,在报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赵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何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对外经贸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等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1]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2] 邱佳慧:《一带一路”国家互联网发展现状研究》,浙江传媒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3] 孙蒙:《国产智能手机海外拓展需深谋远虑》,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3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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